王笛：1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很难忽略短视频的史料价值
王笛是当今中国微观史学的领军人物，正是他把“微观史”这一当代史学界的重要门类从西方引入中国。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大学里、媒体中推广关注下层、关注普通民众的史学观。 王笛的史学观经历过彻底的翻转。八十年代末，他在川大研究辛亥革命，研究的是大历史、大事件、英雄人物。但他对历史学产生了困惑，几乎缺乏热情。出于对学问的追求，他在留美访问后决定放弃教职、在美读博，在三十多岁的年纪重新做回学生。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他遇上了导师、微观史学大师罗威廉（William T. Rowe），并被他关于汉口的研究深深震撼。在导师的推荐下，他阅读了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这是他首次接触微观历史，微观史研究小人物、下层人物，在正史中几无记载的形象，但他们的命运、奋斗与失败，却超越了短期政治的迷雾，反映了更深刻的国族文化基因。他感到有必要推广微观史的史学观。 王笛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为他赢得了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他在书中为茶馆的历史形象做了校正：它不仅是日常娱乐场所，也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功能，是市民生活的重要中心，中国式的“公共领域”，重要性可堪与哈贝马斯笔下的咖啡馆相比。微观史的研究修正了那些只读中国古代正史的外国知识分子（比如黑格尔）的一个常见误区，即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众自主性，在王朝更迭、治乱循环中无谓重复的“无历史的国家”。微观史展现了中国人的团结和智慧，在有限的空间里编织社会网络，保护自己的生活、追求幸福与进步。正是人民，而非批评人民的精英知识分子和帝王将相，不懈地推动时代向前。 秉持着这样的观念，王笛去年出版了新书《碌碌有为》。面向广大的普通读者，意在以浅显的、普及的方式向大众说明，人民如何创造中国社会并维持其中的生机。他形容这本书“不是以鸟瞰的视角，而是在人群中穿梭，近距离地观察”。这种贴近民众的历史观，正是他的毕生追求。可能是为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吃过许多苦，对当下流行的短视频产品，王笛不假思索地给出了“非常珍贵的史料来源”的史学家判断。他乐于见到这么多人拿起手机记录，100年后的历史学家，将拥有更丰富的研究材料。 以下是王笛的自述：
01
做中国的微观史，
史料始终是难题
作为历史研究者，你写的任何一句话必须要有根据，不能凭空臆想，一旦选定了这个研究方向，首先面临的就是在哪里找资料的问题。
第一个挑战是史料少，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过去我们所谓的正史，比如说“二十四史”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缺失的，官方的文献很难找到他们的记载，如果有也只是一些只言片语，作为社会上反面的例子出现。
如果我要研究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能完成资料收集，但是对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有时候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我现在做的还是上世纪开始的课题，《袍哥》三卷本从1980年代开始收集资料，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我大概是掌握袍哥相关资料最多的人，直到今天我才有信心说掌握了很全面的资料。
第二个挑战是关于普通人零星的记载，几乎都是由官方、由精英文人记录的，他们眼光下沉去写普通人的时候，常常带有很深的偏见，那我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如果照搬，歪曲的历史就会继续被这样写出来；如何解读这些已经被歪曲的资料，是我这些年时时刻刻都面临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一个课题要做很多年，茶馆前后做了20余年，不仅是写作的困难，怎样一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也是一个挑战。
我去美国读博时，年纪比较大了，除了历史学，我还需要修其他非历史的课程包括人类学、政治学，又要学习日语。人类学领域，我选了社会人类学，跟着老师修了整整一年的课，几十上百本详细的书目，一年下来不断阅读讨论，不断吸收。
关于《茶馆》，我大量仰仗成都市档案馆的资料，还利用了报纸、日记、个人纪录，涉及到改革开放后的部分，我自己去实地调查记录，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从顾客、老板、员工，到服务员、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朵匠、小贩等等，我都和他们做了交流，看起来是人类学式的田野考察，但我是从历史学的视角来处理这些资料的。
除了用人类学的方法应对历史记述的偏见，我还参考了新文化史的路径，把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资料。
我曾用过十九世纪的《竹枝词》来研究成都的城市生活。过去三四十年来，西方对社会生活、社会风俗、城市文化，特别是关于普通人的研究，很多都是依靠文学作品。过去历史对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缺乏记载，到哪里去寻找资料？文学就是一个宝库。
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文学其实就是一种历史记载，特别是由当代人所写的当代文学。历史和文学不是截然分开的，档案也并不一定比文学更接近历史。最近有一本书叫《我在北京送快递》，虽然是作者自己的经历，但是我们知道在全国各地有多少和他同样经历的快递员，如果没有人记录，可能多年以后这些故事就完全被遗忘了。
为了对抗遗忘，我鼓励更多人去记录。现代人的记录，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研究材料。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变化更快，生活方式、时代文化都在变，行业也在持续被取代，几十年足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记录就更有必要性。
02
怎样的史学观，
能给人民一个公允的地位？
思想观念涉及一个人的情感态度，也受到理论观点的影响。在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早期阶段，也不太关注普通人。中国的史学传统认为，研究历史就要研究重大的问题、重要的人物。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做博士论文时才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不研究普通人？
后来我逐渐悟到，这是史学观出了问题，而且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学，全世界的历史学都是这样，只是西方历史学转型比较早，大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兴起，史学研究对象从帝王将相的政治史转向社会史，从关注笼统的社会到关心个体的人，中国正在发生这样的改变，“微观史”概念这几年慢慢走出学术研究的书斋，走到大众读者那儿。
关于微观史为什么近几年受到关注，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经历有关，过去我们习惯了从宏大叙事来读历史，但作为个体，经历了地缘冲突、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大事件的冲击，体会到个体的渺小、生命的脆弱、日常的珍贵，个人无法通过努力来解决困惑，比起一个宏大遥远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我们日常的生活，如何过好每一天的日子。
作为历史学家，我只能从观念上指出来，日常生活很重要，“碌碌”也可以有为，这正是《碌碌有为》整本书的宗旨。但说实话，历史学家没法让普通人去相信这一点，个体还是要有一些亲身的经历和体会，以及国家和社会也有责任让大家去相信，文明真正的创造者，是那些在历史书上不被记载的普通人。
我们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化的进步，其实都是普通人所做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强调的。周而复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文化和文明就是这样积累出来的，而很多所谓伟大的帝王，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什么开疆扩土的“伟业”，多是对文明的摧毁，建立在老百姓的累累的白骨之上。
同样我们把这种史学观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普通人，在人格和尊严上，在权利和义务上，一点也不应该比那些大人物少。我们仍然需要研究帝王、研究精英、研究英雄，但只研究这些人，就是一个不平衡的历史。
我写第一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时，普通民众的形象也是消极的，为精英群体所批判的，所以这个转变不仅是史学研究方法的转向，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过去自己的研究，对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反思。所以后来的街头文化、茶馆研究，以及最近的《碌碌有为》《历史的微声》等等，都是民众史观研究的成果。
03
短视频具有史料价值，
抖音是普通人的生活史档案馆
随着科学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记录工具发生了变化，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记录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比如李子柒、王刚对农村生活和美食的记录和表达，比如对自己生活和家庭的记录，一个女孩动手改造了狭小的居住空间，还有一些猫猫狗狗的记录。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记录，不一定只有记录大问题的才是记录。如果这些视频能够长久保存下来，就能给以后的历史学家提供研究依据。
我认为短视频是不亚于文字的一种记录形式，一个视频，哪怕只有一分钟，它承载的信息可能超过过去一本书所能告诉读者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轻视，从今天起就应该去关注如何才能把短视频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去了解我们的今天。
现在有一种声音是说，短视频的记录偏碎片化、很随意，难以判断其真实性，我认为即便是拍给别人看的，也反映了人们当下的偏好和时代面貌，这仍然是一种历史记载。
对于一个新事物，知识分子倾向于怀疑和批评。晚清和民国时期，很多人对于茶馆也是持否定态度，当时茶馆的氛围被批评为“清谈误国”，认为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去干无用的事情。当时还颁布了各种规章制度改造茶馆，蒋介石曾说，如果我们把浪费在茶馆里的时间拿来做革命，革命早就成功了。
但实际上，批评大众文化的空间总是很容易，实现真正的公共沟通交流却很难。普通人在当年有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在今天则受惠于信息技术的进步。我们有新的交流工具，不是谁恩赐的结果，而是普通人共享科技发展的成果。
现代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生活。抖音上有各种知识和新闻，一个生活封闭的人，通过短视频看到外面的世界，了解马斯克、俄乌战争的情况，去年夏天北京房山大水时，那里的人发视频记录了灾情的实时情况。这些个人记录补充了主流可能忽视的视角，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能留下自己的痕迹。
如果你已经有了记录的意识，想去更系统化地记录，我认为最需要的是坚持。就像以前的很多日记，为什么后来能变得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坚持不断地写，从大人物的日记如蒋介石，到普通一点的《退想斋日记》刘大鹏，都是在长期的记录中产生了价值，如果视频也能像写日记那样记录，未来就会更有史料价值。
王笛近照。
// 撰文 周微微
题图设计 孙毅
题图 Harry Cao
编辑 Chen //